股票10倍杠杆正规平台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舆论反击

文/程莹莹股票10倍杠杆正规平台

1943年3月，由蒋介石授意、陶希圣执笔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该书伪造和篡改中国的历史，歌颂封建主义，鼓吹法西斯主义；同时，把十年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污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根据地为“变相割据”，暗示两年内一定要解决共产党。该书一出版，就被国民党吹捧为“思想的明灯”，“今后努力的指针”，孙中山“三民主义以后一本最重要的著作”，累计印刷近百万册。面对国民党大肆制造反共舆论的严重情况，我们党组织发动了宣传战进行政治反击，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回顾总结这场舆论反击战的过程及经验，对我们今天应对美西方无处不在的舆论污蔑、诋毁及攻击等，仍有借鉴意义。

　◆1943年3月蒋介石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宣扬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反对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

一、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发表的历史背景

《中国之命运》一书的问世，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是蒋介石标榜本党历史功绩、企图战后“一党专政”的产物。

（一）庆祝不平等条约之废除与平等新约之订立

1942年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后，美、英、苏等国对中国抗战的地位和作用更为重视。同年10月9日，美、英两国政府同时表示，愿意废除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及其他有关特权。对此，蒋介石兴奋不已。他在第二天的庆祝双十节大会上宣布，“我国百年来所受各国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至此已可根本解除”。在当天的日记中，他颇为自得地写道，“此乃为总理革命以来毕生奋斗最大之目的，而今竟由我亲手达成，衷心快慰，实为平生惟一之喜事也”。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新约签署。蒋介石在次日晚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阐述废旧约订新约的成就与意义，称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为起死回生最重要的一页”。不难看出，蒋介石非常看重这一成就的取得，兴奋、满意之情溢于言表、显诸笔端，不仅把功劳独揽，甚至把其意义上升到标志着中国已经实现了独立民主国家的高度。

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恰在此时高调出版，可以想见，其中必然包含着庆祝废约成功，鼓吹本党功劳，为自己“涂脂抹粉”的内容。实际情况是，“不平等条约”是《中国之命运》一书的核心议题，书中多个章节大谈特谈中国不平等条约的历史、危害及废除的意义。在谈到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历史时，蒋介石把根源直接归结到不平等条约，认为“我们中国百年来国势的陵夷，民气的消沉，大抵以不平等条约为造因”，并指出，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国民党“内受国民之拥护，外为列强所认识，以达到今日初步的成功”。

不平等条约的废除确实是中华民族的一件大喜事，值得举国庆祝。中共中央也专门作出决定，组织广大群众予以热烈地庆祝。但与国民党不同的是，我们党清醒认识到，废约的成功总的来说是“全国人民努力奋斗的结果”，废约之成功值得热烈庆祝，同时争取抗战胜利也极为重要，且是“当前的急务”。（《中国共产党与废除不平等条约》，《解放日报》1943年2月4日）1943年1月28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庆祝中美中英间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决定》明确提出，必须“打走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一切失地，不如此，中国的独立解放便无法实现，中美中英间不平等条约之废除也还是一纸空文”。

（二）为实现战后“一党专政”收买人心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国共两党的关系，始终是联合与斗争并存。一方面，在日本侵略者铁蹄深入国土的情况下，中日民族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居于从属的地位，再加上一些国际因素的制约，国共联合抗日的基本面不会变，尽管两党有过针锋相对、剑拔弩张，但还不至于“撕破脸”；另一方面，国民党顽固派企图消灭共产党的决心丝毫没有改变，特别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投降、倒退、分裂活动日益严重，各地的反共摩擦活动也日趋严重。至1941年初，国民党已经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都是企图限制、削弱以致消灭共产党。对此，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秉持“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5页）的原则，坚决打退了这两次反共高潮。但国民党顽固派没有真正吸取教训，仍然采取避战观战为主和限共反共的政策，加紧反共摩擦。与此同时，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后，蒋介石集团认为可以依靠美、英力量进行抗日战争，抗日战争已然胜利在望。在多重因素作用下，蒋介石这时酝酿制造的反共摩擦多了些收买人心、以实现战后“一党专政”企图的考虑。

此时出版并大肆宣扬的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冠以“中国之命运”这样引导性强的标题，企图“决定”中国的命运，其收买人心的意味不言而喻。书中大力渲染国民党的“丰功伟绩”，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对其战后推行“一党专政”独裁统治的真实意图毫不掩饰。比如，书中叫嚷，“中国今后的命运乃就要决之于国内政治之是否统一，与国力之能否集中的一点之上”，“惟有中国国民党是领导革命、创造民国的总枢纽，是中华民族复兴和国家建设的大动脉”，等等。书中还提到，“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对于有志气、有热忱、有民族思想的成年的国民和青年，有要求他们入党入团的权利，也有容许他们入党入团的义务”，言语间充满了对青年的威逼和利诱。此外，这本书还用第5至7章系统宣扬蒋所规划的“建国蓝图”。该书出版后，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通令各级党、政、军、学机关予以研读，各界掀起轰轰烈烈的研读活动。

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国民党顽固派欢呼雀跃，借机大肆制造反共舆论，叫嚷“马列主义已经破产”，“共产主义不适用于中国”，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蒋介石在日记中把共产国际解散定位为“二十世纪上半期史之惟一大事”，并开始部署对陕甘宁边区的武装挑衅。至此，由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发起的反共摩擦，升级为第三次反共高潮。

二、围绕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舆论反击战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大肆制造的种种污蔑和攻击，以及蓄意掀起的第三次反共浪潮，中共中央决定发动一场宣传战进行政治反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以粉碎其可能的大规模进攻。在这场舆论反击战中，我们党以《解放日报》等党报为主阵地，组织一批学者撰写了一系列批判文章，毛泽东还撰写了多篇社论文章。这些文章就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中的关键论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驳斥，鞭辟入里，酣畅淋漓，大快人心。

（一）批驳“军阀割据”的污蔑，揭露国民党的假民主、真专制

20世纪初，辛亥革命失败后军阀的专制统治和割据、纷争乃至混战，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使经济遭到极大破坏。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污蔑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持有“封建军阀的作风”及“武力割据的决心”，其意图就在于把民众对军阀割据的痛恨转嫁到对共产党的反感和抵制上来。对此，有必要回到“军阀割据”概念本身，讲清楚其中的云泥之别。《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污蔑共产党为‘新式封建’与‘变相军阀’的无耻妄人，其所持唯一理由为‘组织武力，割据地方’，但是问题却在组织什么样的武力，割据什么人的地方。共产党组织的是抗日的武力，割据的是日寇占领的地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解放日报》1943年8月25日）换句话说，在日本铁蹄肆虐、半壁河山沦陷的亡国危机下，组织抗日武力，从日寇占领的地方收复失地，是义不容辞、利国利民的大好事，这同封建军阀有着本质的区别。

◆1943年8月25日《解放日报》第1版【社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同时，我们也把枪口对准了国民党，通过论证国民党的封建军阀性，把“军阀割据”的脏水泼到该得的人身上，进而揭露国民党的假民主、真专制。以政治表现简单地说，“封建”是“专制独裁，摧残民权”；“军阀”是“把持军队，残民以逞”。共产党方面，在根据地颁布施政纲领，实行民主政治，实行人民普选的三三制，实行保护人权财权政权的民主法令，实行减租减息、交租交息和合理负担的农村政策，实行志愿兵制和民兵制度，“由此做到各根据地的自给自足直到丰衣足食的地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7页）反观国民党方面，在自己统治的区域中，“政治是一党政治、特务政治、专制政治。士兵是捆绑来的，军队是用以铲除异己，镇压人民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解放日报》1943年8月25日）两相对比，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不是封建是什么？不是军阀是什么？

回到《中国之命运》一书，看看蒋介石是怎样宣扬其“民主”政策的。他公然向“国民”要求：“国民只须遵循主义，按照方略，顺着成功的路线，穷理致知，实践力行”，“所谓力行与致知，必须出于至诚，不能有一点伪言妄行的卑劣行为”。这可谓是将其推崇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发挥到了极致。他的真正目的，是让人民“稀里糊涂的盲目信仰与盲目服从，浑浑噩噩地跟着腐朽到顶点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去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冒险，借以维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党专政的中国式法西斯主义的统治”。（艾思奇：《<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解放日报》1943年8月11日）这种在“真知”的名义下要求人民无知，在“力行”的名义下要求人民盲从的愚民哲学，如何能够给人民带来真正的民主？不过是对其专制独裁真实意图的低劣“包装”罢了。

（二）批驳“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的叫嚣，揭露国民党的假革命、真反共

《中国之命运》一书的一个核心结论就是，“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如果中国国民党革命失败了，那亦就是中国国家整个的失败”。他还说，“三民主义与国民革命的成绩，亦已经昭著于国民的面前”。那么，国民党的战绩究竟如何“昭著”呢？1943年8月24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两个重要文件，即《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及《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其中，第一份文件详细直观地列举了国共两党分别抗击日伪军的数量和比例：共产党抗击了全部侵华敌军共36个师团60万人的58%（35万人），国民党仅仅抗击42%（25万人）；共产党又抗击了全部伪军62万人的90%以上（56万人），国民党仅仅牵制伪军不足10%。以上战绩，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呢？国民党当时坐拥军队300余万，且装备精良，还得着苏联、美国、英国等盟邦的资金援助；而共产党的军队连同游击队在内不过50万，装备尤为落后，且很长一段时期没有外来枪弹的补充，没有外来粮服的供给，没有外来医药器材的接济，全凭人民自力更生，终年打仗，支撑着抗日根据地。处于如此“弱势”的共产党却吸引着半数以上的在华敌人，成为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的“最坚强最可怕的抗日力量”。（《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6页）这是为什么呢？

自日寇大举入侵东北，制造九一八事变，民族危机空前加重的情势下，反对日本侵略的民族革命斗争，就成为中国各族人民的主要斗争。国民党却对抗战时而积极时而消极，与此同时，其伺机限制以致消灭共产党的心思也始终存在着、膨胀着、施行着。反共就必然会削弱抗战的力量。为了积极反共而消极抗日，把本该用于抗日的军队挪用于反共，甚至把革命等同于反共等情况，对国民党来说已是家常便饭。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东北沦陷，山河呜咽。蒋介石却宣称，我们革命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蒋介石忌惮共产党趁机扩张势力，在日记中称，目前急患不在敌寇，而在“共产党之到处企图发展”“应定切实对策，方足以消弭殷忧耳”。国民党反动派把“反共”当作革命主业，“对日寇的侵略，极尽‘逆来顺受’之能事，而对中国人民的爱国运动，却又极尽残杀压迫之能事”，（《国民党与民族主义——为纪念“九一八”十二周年而作》，《解放日报》1943年9月18日）如此本末倒置，竟还恬不知耻地叫嚣“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

如果说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误国政策，从前还是遮遮掩掩，在各种隐蔽之下进行，自从《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以后，则已经是公然明目张胆、厚颜无耻地进行了。蒋介石在书中叫嚣：中国“今后的命运则全在内政”，“这是我们中国命运的分水岭，其决定即在此抗战时期，而不出于这二年之中”。这就等同于广而告之，要在两年内，发动反共内战，消灭共产党。抗战还没有胜利，就叫嚣发动内战，将枪口对准一心抗日的共产党，岂不令亲者痛、仇者快？讽刺的是，连日寇都称赞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方向没有错误”。

（三）揭批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主义本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的大决战。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以后，经过长期艰苦斗争，国际反法西斯战争逐渐由被动作战转为主动进攻，并节节胜利、势如破竹。1943年7月2日，《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指出，目前世界局势“极端有利于反法西斯同盟国与极端不利于法西斯侵略国”。1943年7月25日，墨索里尼垮台。毋庸置疑，世界法西斯主义正在走向死亡。而法西斯主义的主要的和基本的标志，就是“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这同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所叫嚣的一套极为相似。我们党敏锐抓住这一联系，把舆论反击战的火力集中到揭批国民党的法西斯主义本质上面来。1943年8月11日，毛泽东在电报中提出，“拟于八、九两月发动反中国法西斯主义的运动，……以揭穿蒋记国民党实质，并教育自己”。

◆“抗战六周年——中共中央七七宣言”（江苏省档案馆藏）。

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法西斯同外国的法西斯不同，外国的法西斯是侵略的、帝国主义的；中国的法西斯是买办的、封建的，它没有力量向外侵略，所以没有侵略的性质，但它是反对人民的”。《解放日报》1943年7月27日刊登了国民党方面的两份文件——《山西国民党省党部反共计划书》和《太岳区三青团修正反共工作手册》，披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罪行。比如，说到要“利用民众迷信心理，拉拢各省各地道门、帮会、基督教民之领袖分子，假借不伦不类之名义，先使入伙，使在不知觉中从事为吾人效死”，“利用民众家长传统心理，再假借迷信方法，转变学识幼稚思想动摇之青年”，在列举破坏中共税务工作做法时，强调“税卡内的人多用地痞流氓，这些人是善能走私的，可以减少税收”，等等。从这些令人发指的阴险毒辣招数中，我们不难看出，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本质上就是“反人民”，要人民迷信、不辨是非、欺骗、丧尽良心，其法西斯主义本质，昭然若揭。

周恩来在《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的报告中，从“思想体系”“历史根源”“政纲和策略”“组织和活动”等方面对国民党进行了系统剖析，得出结论，蒋介石集团是“最反动、最野蛮、最黑暗、最残暴”的“中国的法西斯主义”，“世界法西斯主义正走向死亡，中国法西斯主义决难独存”。这样一个中国的法西斯主义，却妄称，“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反观国外，法西斯主义的统治，给意大利民族带来的是无边的灾难、穷困和死亡，随着意大利法西斯党的无条件投降，他们所叫嚣的“恢复古罗马帝国的光荣”，终究成了一句空话。其他法西斯国家的命运亦是如此。事实胜于雄辩，“法西斯主义就是祸国、叛国、亡国的主义”。但也要认识到，“意大利的投降，只是法西斯主义的毁灭，而绝非意大利民族与意大利人民的毁灭，反之，它正是意大利新生的开始，正是促使各阶层人民与各党派重建民主政治的契机”。（《法西斯主义就是祸国叛国亡国的主义》，《解放日报》1943年9月13日）对中国来说，随着共产党与人民力量的日益强大，以及国际条件的日益有利，中国的前途必然一片光明。中国的法西斯主义决不能也不可能决定中国的命运。

三、经验启示

我们党围绕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宣传攻势取得了显著效果。正如毛泽东指出的：“过去宣传总是不痛不痒，唯独此次打到痛处，故能动员群众压倒反动派气势。”蒋介石后来在日记中坦陈，“《中国之命运》出版以来，最为反响者，一为英国，二为共匪，此乃预想所及，然未料其反感有如此之大也”。蒋介石所指明的这条“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终究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成了向隅而泣的可怜虫。总的来看，从这场舆论反击战中，可以总结出以下几条经验启示。

其一，从中国抗日战争的大局出发，审慎考虑开展舆论反击的最佳时机。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在中日民族矛盾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势下，抗日高于一切。正因如此，抗战以来，面对国民党的频繁挑衅，我们党的政策重心也一直是争取其长期抗战，强调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发表后，我们党一开始仍决定，“《解放日报》及各根据地报纸还是一点也不刺激国民党”。（《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38页）面对国民党变本加厉，蓄意掀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7月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我们过去两年采用不刺激国民党的“和国”政策，保持了两年多的比较平静，是正确的。现在情况变化，就不适用了，而要采用以宣传对付他们的反共宣传，以军事对付他们的军事进攻。在5天后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再次强调，必须进行揭露国民党种种罪恶行为与反动思想、政策的宣传工作，以对抗国民党的反革命宣传。既不在突然事变前惊惶失措、一味妥协让步，也不采取冒险行动，给破坏团结抗日的势力以借口，这是我们党大局意识和战略思维的生动体现。

◆1943年10月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出版，以站在共产党方所撰写的国共抗战中的情况比较，并附有大批汉奸的介绍，以及揭露国民党反共方面的内容。

其二，运筹帷幄舆论反击的全过程。首先，舆论反击要建立在对所要批驳的对象清晰了解和把握的基础上，这样才能打蛇打七寸。当时，党中央委托刘少奇组织一批学者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进行系统批判。刘少奇主持召开理论干部会议指出，“蒋介石这本小册子公开抛出，就是集中代表了蒋介石国民党同我们争夺革命的领导权，就是要从思想上、政治上向我们党进攻”，因此，“我们要用笔杆子同蒋介石打一仗，捍卫革命的领导权，批判蒋介石鼓吹的法西斯主义”。他还专门讲到，大家写文章前“要仔细地看一看蒋介石的那本小册子，要知己知彼，才能写文章批判它”。（《吕振羽同志回忆批判<中国之命运>的一些情况》，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2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93页）这些论述为学者更有针对性地、更有效地撰写批驳文章，指明了方向。其次，批驳的具体展开上，不限于理论文章，善用数据说话。如上述的《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等两份文件，用详实、确凿、公认的数据，把事实摆出来，这样，“中华民族之兴亡，究竟系于共产党，还是系于国民党？”“三岁小孩也是明白的了”。（参见《关于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两个重要文件》，《解放日报》1943年8月24日）也可以以彼之矛，攻子之盾。如前述的《山西国民党省党部反共计划书》等国民党方面的文件，其招数之阴险，“这算不算叛卖国家民族的滔天罪行，这与日寇汉奸的分别究竟有多少？”（《国民党内的反动派破坏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罪行一斑》，《解放日报》1943年7月27日）这与国民党反动派口口声声的“精诚团结”明显背道而驰。再次，综合运用多种宣传手段和方法。除了把批驳文章发表在党报党刊上，还采取了设法秘密印译成中、英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中散布；在个别场合，以文章为课本，进行解释讨论等多种做法，以扩大批驳文章的影响力。最后，把握批驳规律，批驳是有来有往的，要多方收集反馈，为下一步批驳蓄力。正如毛泽东在批示发布《评<中国之命运>》一书时特意强调的，要“搜集此文发表后的各方面影响，并将国民党回驳此文的文章择要电告，并全部寄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9-50页）

其三，把开展舆论反击同加强党内教育结合起来，教育党员干部正确认识国民党及其政策，巩固夺取抗战胜利的思想基础。蒋介石《中国之命运》极具煽动人心的效应，为此，毛泽东明确提出，要借助对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反驳，“以便在中国人民面前从思想上理论上揭露蒋之封建的买办的中国法西斯体系，并巩固我党自己和影响美英各国、各小党派、各地方乃至文化界各方面”。（《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9页）为“巩固我党自己”之需要，加强党内相关教育是十分必要的。1943年8月2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委托中央总学委对延安各机关、学校、部队全体人员进行对国民党（包括三民主义与蒋介石）的正确认识及对国民党的正确政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的教育工作”。（《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61页）8月5日，中央总学委发出有系统地进行一次关于国民党的本质及对待国民党的正确政策的教育的通知，通知指出，“自从抗战以来，党内即有不少的一部分同志对今天的国民党、三民主义、蒋介石及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不正确的了解，……因此，教育全党同志把这些问题（国民党、三民主义、蒋介石）彻底弄清楚”，“对于从思想上政治上使党更加巩固、统一和布尔什维克化的事业上，都是有极端重大的意义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61、462页）这一学习教育活动，实际上构成了延安整风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巩固全党的团结统一，进而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在全国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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